核心提示：我把木子称为“木子哥”是在省城按揭买房的那一年，木子拿钱给我交了首付。叫了二十多年的“木子”，一下子改过来，嗓子眼硬生生的，感觉格外的拗口和别扭。因此，在众人的场合，我会把“木子哥”这三个字尽量加快语速，含糊不清，声音小得只有他能听到。而木子却能够在人声嘈杂中准确地听出来，这样没有人注意到我这敏感的...
第二日，大村人表现得相当的慈善，有时把自家孩子的旧衣物送来，有的送些杂粮，送得最多的是番薯。祖母一一整理好，每餐给他煮，一边煮一边咒骂些话语，咒骂大榕树，咒骂傻夫妇，咒骂木子。
没过多久，木子便跟随着祖母到山里放羊，一进山便乐坏了他，山楂果、野杏子、蕃石榴……把小肚子填得鼓鼓的，然后就帮祖母看羊。祖母的羊群是大队处理集体劳动工具时分到的，只是两只，后来繁殖一群，是村里唯一养羊的人家。祖母看到木子放羊还有用处，便没有赶走的意思了。父亲也打底没有向乡里汇报过，他一直住在马房里，祖母也一直供给他伙食。
我出生的那年，正好改革开放，神州大地春暖花开，勃勃生机。大村的父辈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蝼蚁般勤奋而忙碌地劳作。
那年月的木子，瘦得皮包骨，尖尖的小脸，驼背，也许长期卷缩子的缘故，极像森林里的瘦猴子，一件衣服穿过春夏秋冬，身上下散发着番薯味，和夹杂一些羊膻味。没人靠近他，说他身上有许多虱子。
我们在一起玩耍时，总不上一些祸端，木子便被母骂个祖宗十八代，再严重会被扫帚追得鸡飞狗跳。也许是呆头呆脑又爱捣蛋的缘故。也常常遭到其他长辈骂，骂他“狗杂种”、骂他“断子绝孙”。骂，祖母不会袒护的，说活该。但祖母不容许别人打木子，有一次却没能护住，那是仲夏的一个晌午，阳光贼毒，我们去捉蟹回来，路经麻爹家的西瓜地，嗓子痒痒的，,便猫着腰溜进瓜地，连掰了十来个，拳头大的西瓜，没有一个能吃的。远外便响起雷霆般的声音，我们没命地逃，在越过水沟时，我跌了下去，木子转身拉我，这下给麻爹逮住了。我还没回神，几拐杖落在木子腿上，木子哟哟的倒在地上，麻爹没有打我，狠狠地瞪了一眼，又训几句。
我们哭着回家。见此惨状祖母怒了，站在门槛上：“哪个阎罗王，敢欺负我的孙子……”麻爹知道祖母可不好惹，只得上门赔个不是。祖母给木子一瓶她自制的药酒擦擦，心肠软了起来，也许是木子放羊有功吧。木子躺了两天，才能够勉强走路，祖母身体大不如从前，追不上羊群，落在羊群后面几十手摆远，吁吁喘气，几粒湿润的羊粪蛋也让她狗肯泥。
木子也算上过学，能认几个字二，那是在祖母去世后，羊也被父亲卖光了，他还不会干农活，父亲允许他到庙堂小学听课。初时，趴在土墙窗口上。我念：“上—中—下—”。他念：“上—中—下—＂。我们念：＂人—口—手—＂。他念：＂人—口—手—＂。老师学生有节奏地摇头晃脑，声音拖得长长的。后来，老师让他进教室，他便蹲在我旁边，没有书。教室里就是七个学生，每人一本书，语文算术合在一本，教室是原来供奉土地神的庙堂。有一年，下很大的雨，庙堂塌了半截，土地神像倒了，摔了个断头。不知何原因，把土地神像扔了，就修整成学校。从邻村请来了一位山羊胡的老头做老师，这老师也没上个学，只是当过兵，在部队里学习了些字，可以教，算是附近最有学问的人。父母们给的报酬只是几斗米，有高粱、大米、小米、玉米，也有番薯、芋头之类的。老师干干瘦瘦的，穿四个兜的衣服，一排扣子扣到脖颈上。我们是庙堂的第一批学生，也是唯一的一批。一年之后，山羊胡老师生了病，回家就再也没回来了。庙堂也在一次更猛烈的暴雨中化为土丘，杂草从断垣残壁中长了出来。
